这几天闹得满城风云的，莫过于三鹿有毒奶粉事件。当然，据三鹿的说法，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，是因为奶农（也就是专门养奶牛卖牛奶的农民）违法添加有毒化学制剂造成的。这个说法是否可靠，有关部门自有判断，笔者不敢妄言。只是，从三鹿毒奶事件中，我们或许可以想到一些更长远的东西。

   本文题目就是：《5.6元的月饼与2.8元的大米：说说三鹿的有毒奶粉事件》，一来说的就是月饼与大米，似乎与三鹿有毒奶粉事件无关，看似无关，实则关系密切，因为，月饼是吃的，大米也是吃的，奶粉也是吃的，这就是关联。第二个关联，则是月饼与奶粉一样，生产者与销售者都不一样，原料的生产者都是农民，企业从农民手中购得原料，加工，然后投入市场，而面对的群体中相当一部分也是农民，这就是二者的共同点。

   适逢中秋，笔者回老家过节，也正好适逢秋收，新米及其他农作物纷纷上市，在今年CPI居高不小，物价猛涨的情况下，本地的农产品价格如何呢？笔者跑到市场转了一圈，很失望，也很不解。本地优质新米的价格是多少？居然只有2.8元一公斤，最贵的也不过3块多。那么月饼呢？超市里面也好，集镇也好，只要是从城市正规或不正规企业生产包装好的月饼，即使是小个子的火腿月饼，也要5.6元一个，而本地家庭作坊生产的月饼，价格只有城市月饼的一半左右。

   也就是说，一个农民家庭，如果想吃月饼的话，要以出售2公斤大米的代价，才能买回来一个带有一点点火腿，主要以面粉制成的一百克左右的火腿月饼；如果以一个家庭5口人计算，每人吃2个月饼，则需要出售20公斤大米，才能换回10个共计1公斤的月饼。考虑昆明农村许多家庭水田大致也只有1亩左右的实际情况，以一亩田亩产700公斤稻谷折合500公斤大米计算，一户农民一年种植水稻最后的收益，就是250个月饼！这还不包括种子、化肥、人工费等等成本在内。

    不知道经济学家算过这笔帐没有，从这个简单的计算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一个标准农村家庭，一年种植水稻的收益，最后在与城市企业进行交易时候，其价值就只有250个月饼。是不是月饼的成本很高？非也。我们也可以算算帐，月饼需要的面粉，其价格这些年与大米一样，基本持平，需要的白糖，今年价格走低，比去年同期要低，包括鸡蛋价格基本持平并略有回落，还有火腿，原产地的价格与去年基本持平。总体而言，扣除运费的微涨，成本的价格是持平甚至是下降的，但是，结果却是价格与去年翻了一番。企业在造势的时候，总是用粮食价格上涨，成本上涨这个伪命题来欺骗市民，但实际上的理由，恐怕是把涨价的借口推到农民头上，把多出来的利润装到自己口袋里。本地某香肠企业的价格趋势已经很能够说明问题，当猪肉零售价格在13块一公斤的时候，该品牌的香肠价格是28元一公斤，当猪肉价格上涨到25元一公斤，该品牌的香肠价格已经飙升到了68，猪肉上涨12块一公斤，而以猪肉作为原料，还要添加大米、面粉等其他粮食制品的香肠则上涨了整整40块钱一公斤，以原料价格上涨恐怕无法解释。（该香肠数据来源于本地几家大型超市的价格）

    颇有争议的前乡镇党委书记李昌平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，由于把农民作为涨价的借口，而把涨价的负担又转移到农民身上，农民最终可能会真的抬高粮食价格，或者干脆就不种粮，他分析得很有道理。当然，他没有想到第三种情况，或者是想到了但是没有说出第三种情况，那就是当农民无法承受低价农产品对换高价工业品的时候，可能同样也会激发起赚取对等价值的欲望，这种欲望，从本质上而言，是希望能实现等价有偿交易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，居于农民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，则有可能采取一些非法的方式实现，比如，缺斤短两，比如，以次充好，再比如，添加化学药剂。

    三鹿毒奶事件仍未调查清楚，但可以想见的，奶农也是农民，同样也在承受日常商品交易中的，无论是日用品，还是食品，都面临着低价农产品出售，高价回购成品的困境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也就不排除一些人为追求利润，获得他认为的应当获得的利益，添加一些有毒的化学药剂，最终造成了毒害天下的结果。

    可见，三鹿毒奶事件看似孤立，其实折射出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二元产品价值“剪刀差”的格局不断扩大的事实，如果不高度重视，不从结构上进行解决，以后的中秋节，大米与月饼的比值会越来越高，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将会继续受挫，为追求其价格平衡，类似三鹿毒奶这样的事件恐怕会屡禁不止。

    本文仅限理论探讨，如有不妥请指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