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粉在家看电视，电视上正在介绍新加坡的垃圾无害化处理历程，其通过焚烧垃圾发电并最大化减少有害物质的方式使人影响深刻。看完后，卷粉的LP就开始批评了，说我们国家也应该这样，这样才足够环保，足够科学。卷粉说，这样当然好，但是在中国实际施行起来难度不小。LP说，怎么难了，无非就是政府不想做而已。卷粉答曰：非也，不是政府不想做，而是政府的决策受到牵制，特别是官员个人的合法权益在决策过程中受到牵制，进而影响决策的正常进行。
以垃圾焚烧发电为例子。其实垃圾焚烧发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，上世纪80年代国外就已经有先例。但在我们国家，却鲜有成功经验，为什么？卷粉以为，无非是以下三个原因：
1.技术门槛。科学技术是个好东西，能够创造我们不能想象到的成果，但是科学技术也有其特点，就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水平，你是无法明白无误的了解某项技术的实用性以及潜在危害的。相反，这个技术门槛的存在，一方面限制了普通人了解能力的扩大，另一方面，也为一些伪科学浑水摸鱼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垃圾发电技术，在国内的发展，据一些资料的描述，就出现了这种伪科学横行的结果。一些没有掌握垃圾发电技术的企业，凭着仅有的一点垃圾发电的皮毛知识，摇身一变就成为了高科技公司，就开始在各地鼓吹垃圾发电技术的运用，希望赢得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，大赚一把。而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，地方政府的决策者很难分辨这些带着各种光辉的所谓高科技公司，是否真的有能力推行垃圾发电技术，对决策就产生了严重的影响。经过20多年的所谓推广，媒体上也经常有某地推行垃圾发电技术的新闻，却很少有垃圾发电项目得到推广并产生良好效益的新闻，足以说明，在垃圾发电推广的实践中，伪科技企业占据了主流，也直接导致了真正的垃圾发电技术得不到信任和推广。
2.官员合法权益的保障。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人，官员特别是决策层官员的合法权益保障一直是我们回避的问题。因为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，我们只注意对官员行使权力的监督，却往往忽视对官员依法行使权力过程中合法权益的保障。殊不知，不注意对官员行使权力过程中可能承担的风险的关切，仅仅关注官员是否作为或不作为，会使官员在行使决策权时候投鼠忌器。举例来说，在垃圾发电过程中，官员要综合衡量发电项目的投入、资金、土地、管理、效益等多方面的利弊，也同样要考虑这些项目成功与否带给自己的影响。我们不能否认官员这种自我权衡的行为是"自私"，因为这是人的本性，也是人的社会化的本质需要。如果官员在决策中决定上马垃圾发电项目，而这个项目最终被证实是伪科学的产物，那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政绩，如何评判官员的决策呢？你是该说他坚持科学，还是说他鲁莽？他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？特别是当这些项目造成一定有害的影响时候，又该如何处分他？可以说，正是这么多的不确定性，正好说明目前对官员合法权益的保护没有引起足够重视，也导致决策中的惰性与不作为。
3.舆论与媒体的不当炒作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舆论与媒体基本是一致的，国家将推行什么政策，则媒体做宣传报道，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舆论，推动工作的开展。而在网络时代，特别是我们国家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，媒体与舆论就形成了二元对立，一方面，媒体依然是舆论的主要力量，最能影响舆论的依然是媒体；另一方面，舆论对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，特别是网络舆论对传统媒体现在几乎到了指挥棒的地步，无数传统媒体记者整天守着网络，希望获得炒作的素材和思路。这样一种网络舆论环境下，因为网络舆论的随意性以及不理性（所谓的脑残就指的一部分对批评对象的态度，无论是非黑白，一概批驳，网络舆论的重要特点），使官员在决策过程中投鼠忌器的情绪高度膨胀。从好的方面说，这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，从坏的方面说，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，官员的初衷往往会被舆论所扭曲。比如杭州车改，虽然从理智上说，绝对是一个积极的改革，但是，因为舆论和媒体的不当炒作，使车改夭折。香港媒体就报道说，车改最大的阻力其实不是内部，而是媒体。媒体在这个过程中，扮演了一个极其尴尬的迎合的角色，迎合收视率、迎合点击率、迎合记者红红的眼球，却忘记了自己本份。
可见，政府决策其实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而这个过程中，价值观对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你想要满足每个人的要求，从哲学角度看就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有些事情的推进也就只有一拖再拖。